康熙二十五年(公元1686年)，广东巡抚李士桢颁布公告，招募“身家殷实”的商人从事对外贸易。李士桢没想到的是这一公告在晚清催生出一位世界首富。2001年，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评选出了1000年来世界最富有的50个人，这位中国商人与比尔盖茨同列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往下看。

1834年，他创造的财富多达1872万两，相当于现在的50亿人民币，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不过4000万两。他不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，还在美国投资铁路、证券和保险业务，西方学者称其为“天下第一大富翁”。这位首富就是伍秉鉴。巨大的财富并未带来好运，反而使他在蒙羞受辱中去世，令世人唏嘘感叹。

生逢其时 经营奇才

乾隆二十二年(公元1757年)，清政府宣布仅保留广州作为对外通商港口。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，促使十三行成为对外出口茶叶、丝绸等商品的垄断组织，同时，提供征税、接待、谈判、采购、销售等一条龙服务。十三行并非特指十三家洋行，“一口通商”实行之初，从事外贸的洋行多达26家，乾隆四十六年(公元1781年)，商行锐减至4家，通常洋行数量维持在十家左右。

康熙初年，伍家先祖由福建定居广州，经商维生。1783年，伍国莹经营的“怡和行”，被官府指定为十三行之一。1801年，32岁的伍秉鉴接手“怡和行”，苦练内功憋大招，后来与“同文行”和“广利行”齐名，并且取代“同文行”成为十三行的“总商”。

贸易顺差 时代变革

清朝中期，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顺差。《哈佛中国史》指出：“中国茶像野火一般在英国国内市场流行起来，从一个不为人知的饮料，发展为占19世纪英国家庭平均收入5%的支出。”以东印度公司为例，它年均从中国进口700万元商品，一半由货物偿付，另一半由美洲白银支付。

19世纪初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打坏了英国的白银供应链。1805年后，东印度公司停止向广州输入白银，允许散商充任的代理商与中国进行贸易，以此弥补日益增长的逆差。由于东印度公司占据采购茶叶的垄断地位，散商只能用糖、锌等商品进行交易。

对于中国来言，尽管白银是净流入的，然而十三行始终处于周转资金不足的困境。行商一方面需要先行垫付采购茶叶的货款，他们只得以收取东印度公司预付款的方式，缓解资金压力，另一方面行商为了回笼资金，被迫接受东印度公司提供的进口商品，这些货物在中国销路不畅，进一步影响了行商的清偿能力。

在购销两方面的挤压下，行商对东印度公司愈加依赖。1771年到1839年间，破产的37家洋行中，有20家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。外贸形势的严峻，无疑是伍秉鉴商途的拐点。

鸦片输华 处境两难

英国人急于弥补贸易赤字，决定用印度鸦片取代美洲白银成为输华首选。按照当时的“保商”制度，官府一旦查实外商走私鸦片，为其担保的行商连同十三行要承担连带责任。1817年，官府查获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走私鸦片，伍秉鉴被迫缴纳16万两罚银，其他行商连带被罚5000两，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。

鸦片利润虽然丰厚，十三行却避之不及。《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》记载：“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的，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，都不愿意做这件事。”随着鸦片危害日渐显现，清政府决心禁烟。道光十九年(公元1839年)，钦差大臣林则徐赴广州禁烟，宣布：“本大臣奉命来此查办鸦片，法在必行。”

怡和行主业以茶叶为主，和鸦片贸易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伍秉鉴此时陷入两难境地，一方是朝廷高官，另一方是生意伙伴，一时难以抉择。和英商保持的良好关系的伍秉鉴，受到林则徐的多次训斥和惩诫，命他限期收缴鸦片。英商心存侥幸，装鸦片的趸船在海上玩起了“躲猫猫”。伍家在限期内上缴了英商的1037箱鸦片，林则徐对此十分不满，将伍秉鉴和儿子伍绍荣缉拿问罪。英商对此置若罔闻，依然保持强硬。

林则徐派兵封锁了十三行，断绝粮食和水源供应。伍秉鉴暗中为被困英商送粮送水，这一行为招致世人非议，给伍家戴上了“汉奸”罪名。伍秉鉴花费巨资捐来的三品顶戴，未能保护他的尊严，反而颜面尽失，斯文扫地。中英对鸦片贸易的矛盾，加速了伍秉鉴的衰落。

战争爆发 捐输不断

禁烟运动引发鸦片战争，伍秉鉴选择了报效国家。怡和行组织其他行商捐银10万两，修建了虎门炮台，加强了广州的防御工事。1841年5月，靖逆将军奕山作战失利，损兵折将，英军兵临广州城下，清政府被迫签订《广州和约》乞降。

按和约规定，清军退出广州城60里，在一周内交出600万元赔款。十三行承担了这笔巨款的三分之一，其中伍秉鉴出资最多，计110万元。次年，清军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，签订了《中英南京条约》，条约规定中国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，计1470万两白银。

当时清政府国库存银不足700万两。十三行再次承担赔款的重任，伍秉鉴捐输100万元，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，其他行商摊派66万元。巨款赎城、赔款捐输没能为伍秉鉴正名。社会动荡，背负骂名，给了伍秉鉴沉重一击。

五口通商 地位不保

事实证明，鸦片战争的战败是压垮伍秉鉴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据《中英南京条约》规定，清政府开放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，实行自由贸易。这一规定对十三行来说，无异于釜底抽薪。

伍秉鉴提出捐献80%的财产，换取怡和行退出十三行，以便享受剩余的20%财产，清政府拒绝了他的请求。他动用90万银元，让四子伍元华接管怡和行，计划安享晚年，即便如此，清政府仍要求他为所有行商担保。说到底，清政府将伍秉鉴作为榨取钱财的工具。内外交困的时局，毁誉参半的声誉，摧残着伍秉鉴的身心健康。

1843年，忧愤交加的伍秉鉴溘然长逝。岭南名士谭莹为其亲撰墓志铭：“庭榜玉诏，帝称忠义之家;臣本布衣，身系兴亡之局。”十三行在一场火灾中付之一炬，大火熔毁白银4000多万两，“洋银熔入水沟，长至一二里”，“怡和行”也未能幸免。事实证明，有作为，才有地位。没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，人民就会失去尊严，即使是首富，也无法逃避世俗生态的约束。